1968年,北京,中央有关会议正在听取北京市工作汇报。吴德到任不久,对许多情况还不熟悉,便提出需要一位了解北京市、又能团结原市委干部的同志协助工作。周恩来听完后,想到了万里。 “万里同志政治上没有问题,对北京市的情况也熟悉。”周恩来说,“我明天请示毛主席。” 第二天,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,让万里重新出来工作。毛泽东听后问起这位干部,周恩来说明他曾负责人民大会堂和“十大建筑”建设。毛泽东随即说:“他是
1968年,北京,中央有关会议正在听取北京市工作汇报。吴德到任不久,对许多情况还不熟悉,便提出需要一位了解北京市、又能团结原市委干部的同志协助工作。周恩来听完后,想到了万里。 “万里同志政治上没有问题,对北京市的情况也熟悉。”周恩来说,“我明天请示毛主席。” 第二天,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,让万里重新出来工作。毛泽东听后问起这位干部,周恩来说明他曾负责人民大会堂和“十大建筑”建设。毛泽东随即说:“他是个人才,应该出来工作。” 这句话的分量,落在当时的万里身上,并不只是一次职务安排。此前一段时间,他已经离开了正常工作岗位,而北京的城市建设、交通管理和市政运行,又确实需要熟悉情况的人来处理。 万里并非一开始就从事城市建设。新中国成立初期,他长期在地方工作,1953年调到北京,担任国家建筑工程部副部长,后来主持城市建设方面的工作。对一个主要在农村和地方工作多年的干部来说,突然面对城市规划、道路布局、公共设施和工程管理,难度可想而知。 他没有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研究材料,而是跟着苏联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到基层调查,反复讨论城市规划方案。到1957年前后,太原、西安、兰州等十五个城市的总体规划陆续得到批准。万里强调,城市建设不能只看眼前工程,还要把住宅、市政设施和公共服务放在统一规划中考虑。 真正让毛泽东记住万里的,是人民大会堂建设。 1958年,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,中央决定在北京建设一批重点工程,人民大会堂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。工程由周恩来领导,万里具体负责。面对时间紧、任务重、技术要求高等问题,他提出,建筑既要实用,也要美观;既要保证质量,也要体现民族风格。 人民大会堂从1958年10月28日开工,到1959年9月10日竣工,历时十个月零十三天。工程结束后,毛泽东到现场视察,万里陪同汇报。毛泽东问起建筑名称,大家曾考虑过“人民宫”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堂”等说法,经过讨论,名称简化为“人民大会堂”。 这项工程让万里的组织能力和工程判断力充分显现出来。更重要的是,他处理复杂工作的方式很鲜明:不回避困难,不满足于听汇报,遇到问题便追到现场,找到具体环节。 重新工作后,万里很快发现,北京城市建设和管理中积累的问题不少。1971年6月,北京召开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工作会议,重新研究城市总体规划。此后,万里继续参与北京市的领导工作,直到1975年调任铁道部部长。 铁路系统当时面临运输下降、事故增多、机车车辆损坏、枢纽堵塞等问题。万里此前没有铁路工作的经历,却在上任后立即下基层、查情况。1975年1月28日,他向邓小平汇报时,把问题归纳得很清楚。邓小平提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、理顺干部管理、恢复规章制度和运输秩序,并要求铁路工作不能拖延。 万里随即主持研究有关决定,把整顿措施落实到运输生产和安全管理之中。这个岗位的经历,也说明毛泽东所说的“人才”,并不只是会做某一项工程,更在于能否进入陌生领域,迅速抓住主要矛盾。 1977年,万里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。到任第二天,他便召开省委扩大会议,随后把大量时间用在基层调查上。他不喜欢只听“形势大好”的汇报,而是反复追问困难在哪里、群众缺什么、干部有没有把真实情况报上来。 在金寨等革命老区,他走访老红军和烈士家属,看到一些家庭生活仍然困难,便要求采取措施予以帮助,并推动整理革命斗争史、建设纪念设施。对万里来说,老区工作不是简单发放物资,更关系到如何看待为革命作出牺牲的人。 1993年,万里退出领导岗位,并给自己定下几条规矩:不参加剪彩和奠基活动,不再担任名誉职务,不写序言、不题词。有人来征求意见时,他仍会如实谈看法,但不再介入本应由现任干部负责的具体事务。 从人民大会堂到铁路整顿,再到安徽农村,万里几次面对的都是陌生而棘手的工作。毛泽东当年所说的“应该出来工作”,背后看中的,正是这种遇到问题就调查、遇到任务就承担的办事作风。 特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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